发布时间：2026-10-26阅读量：0
新污染物治理体系全面强化研究报告
——基于2026年污染防治攻坚核心任务的系统分析
（万字级行业与政策研究报告）
编制单位：泷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泷澹工业研究院
泷澹环保产业网研究部
20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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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生态环境部将新污染物治理明确列为污染防治攻坚的核心任务，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从以常规污染物为主的传统范式，转向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等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毒性特征的高危物质实施系统化管控的新阶段。本报告以这一政策信号为研究起点，系统梳理新污染物的内涵与特征，回顾全球履约框架与中国政策演进的脉络，剖析“十五五”时期新污染物治理的战略定位；重点解析2026年核心任务所确立的“源头筛查、过程管控、末端治理”全链条监管体系，逐类分析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四类高危物质的治理路径；进而从监测能力、标准体系、监管机制三个维度评估治理能力支撑，论证全链条监管体系对传统环保治理监管空白的填补价值，并研判监测检测、治理工程、绿色金融等产业机遇，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报告认为，新污染物治理已由“破题起步”进入“全面强化”的攻坚期。其核心逻辑在于把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到“筛、评、控”全过程，实现从“末端应对”向“源头防控”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既是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要求，也为环保产业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建议各方把握政策窗口，加强监测检测能力建设、推动绿色替代、完善市场机制，共同筑牢人民群众健康与生态环境安全的防线。
新污染物是一类化学物质的统称，通常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毒性等共同特点。其“新”，是相对于PM2.5、氨氮等常规污染物而言——它们或是新近被发现，或是长期存在但尚未得到有效管控。目前社会关注度最高、治理优先级最靠前的，主要集中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和微塑料四大类。
这类物质的显著特点是“隐蔽性强、危害滞后”。与常规污染物不同，新污染物往往以极低浓度存在于水、土、气等各类环境介质中，部分物质含量低至ppt级——相当于在二十个标准泳池的水量中寻找一滴墨水，对监测仪器精度和人员技术水平都是极大考验。同时，它们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累积性，一旦进入环境便不易降解，会沿食物链逐级富集，最终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威胁。正因如此，新污染物治理的痛点往往被概括为“看不清、找不准”，其风险长期游离于传统环保治理的视野之外。
长期以来，我国污染防治攻坚的主要对象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等常规污染物，经过持续努力，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常规指标已实现显著改善。然而，随着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化学品生产使用种类与数量的持续攀升，大量化学物质进入环境，其中一部分具有环境风险的新污染物尚未被纳入有效监管，形成传统环保治理难以覆盖的“监管空白”。
据生态环境部统计，我国化学物质名录收录了4.7万余种物质，初步筛查出具有潜在高环境风险的1000余种，目前纳入管理名录的仅有200余种，远低于常规监测指标的覆盖水平。这一数据对比直观地揭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紧迫性：如果不能及时建立有效的筛查、评估和管控机制，部分高危物质的风险将持续累积，其治理成本和社会代价也将不断攀升。2026年生态环境部将新污染物治理列为污染防治攻坚核心任务，正是对这一结构性风险的主动回应。
本报告围绕“新污染物治理体系全面强化”这一主线展开，研究范围涵盖政策脉络、治理体系、重点物质、能力支撑、产业机遇与对策建议六个层面。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政策文本分析、公开数据梳理与产业趋势研判相结合的方式，素材来源于国务院、生态环境部等权威部门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工作部署及新闻发布会实录，并对第三方行业研究数据进行了审慎引用与口径标注。需要说明的是，部分产业市场数据来自行业机构预测，属于估算性质，报告中均予以明确标注，供读者参考时甄别。
新污染物治理具有鲜明的全球属性，其制度设计深受国际环境公约的驱动与约束。在各类新污染物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国际治理框架最为成熟。《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是这一领域的核心国际法律文件，对列入公约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明确规定了淘汰、限制和管控义务。中国作为公约缔约方，积极履行国际承诺，将履约要求转化为国内清单管理与淘汰限用措施，成为推动新污染物治理的重要外部牵引力。
与此同时，塑料污染国际文书政府间谈判、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的全球进程，也在持续抬升新污染物治理的国际关注度和监管标准。这一趋势表明，新污染物治理已不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局部议题，而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也从被动履约逐步转向积极参与、建设性引领。
中国新污染物治理的制度化进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度奠基期。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首次对新污染物治理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到2025年的治理目标，提出构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筛、评、控”体系，以及“禁、限、治”并举、覆盖“源头管控、过程减排、末端治理”全过程的治理思路，为新污染物治理确立了顶层框架。
第二阶段是清单落地期。2022年12月，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公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首批纳入四类14种新污染物，其中编号1至9为《斯德哥尔摩公约》明确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明确了对全氟辛酸（PFOA）等物质的禁止、限制、限排等管控措施。随后，第三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于2026年发布，收录23种类化学物质，涵盖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及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类持久性有机物，进一步扩大了管控覆盖面。
第三阶段是攻坚强化期。2026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作为重点任务作出部署，提出制定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防控实施方案、推进全氟辛酸污染源头管控、修订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制定国家新污染物环境管理清单、修订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推进环境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新污染物治理由阶段性试点转入全面强化、系统攻坚的新阶段。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专节部署“深化新污染物治理”，提出完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持续开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制定高关注新污染物清单并梯次推进环境风险评估、动态更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其禁限治措施、实施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环境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等系统任务，并明确要建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体系，建立新污染物信息报告和传递机制。
这一定位表明，新污染物治理已被纳入美丽中国建设的整体战略框架，作为“十五五”时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向质变跨越的关键抓手。其制度目标，正是要把新污染物治理从单项清单管理，升维为覆盖信息报告、风险筛查、评估预警、禁限管控、协同治理的全链条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部在2026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列为污染防治攻坚的重点任务，并将其置于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的整体框架之中。从部署内容看，2026年新污染物治理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制定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防控实施方案，为全链条监管提供可操作的制度工具；二是扎实推进全氟辛酸等典型高危物质污染的源头管控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三是研究修订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从入口端强化化学物质的环境管理；四是开展新污染物环境信息统计调查，摸清风险底数；五是制定国家新污染物环境管理清单，修订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六是推进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七是推动实施新污染物治理重大工程，把治理任务落实到具体项目载体。
理解2026年核心任务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治理逻辑的深化。《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确立的“筛、评、控”思路，回答的是“如何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控风险”的方法论问题；而2026年攻坚任务所强调的“源头筛查、过程管控、末端治理”全链条监管体系，则把这一方法论落实为覆盖物质全生命周期的监管闭环。
从治理环节看，源头筛查重在“防患于未然”，通过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和风险筛查评估，精准识别高风险物质并将其纳入管控视野；过程管控重在“源头减量”，通过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制造、替代管控等举措，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减少高危物质的产生与排放；末端治理重在“风险兜底”，通过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和污染控制技术规范，降低已进入环境的新污染物风险。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对高危物质从“产生—使用—排放—积累”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2026年攻坚任务针对的高危物质，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等为代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具有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即使极低浓度也可能造成较大环境风险，是全链条监管的首要对象；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干扰人体正常内分泌功能，其健康风险尤为社会关注；抗生素的滥用和环境中残留，则与微生物耐药性等公共卫生问题直接相关；微塑料作为新型污染物，其环境和健康影响正在被持续研究。这些物质来源广泛、介质多样、风险隐匿，恰好是传统单一介质、单一指标的环保治理模式最难覆盖的领域，也因此成为全链条监管体系价值最突出的着力点。
源头筛查是全链条监管的第一道关口，其核心任务是回答“哪些化学物质需要管、风险有多高”。具体路径包括：一是开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摸清我国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底数。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相关工作已完成全国122个行业、涉及7万余家企业的化学物质生产使用情况摸底调查，初步筛查出1000余种具有潜在高环境风险的化学物质，作为未来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靶向物质。
二是梯次推进环境风险评估。对筛查出的高风险物质，按照“高关注、高产用量、高环境检出、分散用途”的原则分类排序，逐批纳入优先评估范围，科学确定其环境风险等级，为后续禁限治措施提供依据。三是动态更新管控清单。通过《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持续迭代，将经评估确认风险较高的物质及时纳入禁限治范围，形成“筛查—评估—纳入—管控”的源头治理闭环。
过程管控着眼于在生产和使用环节减少新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在工业领域，对使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改造，推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替代与减量化。在重点行业，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把关，从项目源头上控制新污染物风险。
在具体物质层面，过程管控体现为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禁止、限制、限排措施。例如，对全氟辛酸（PFOA）及其盐类和相关化合物，明确禁止新建生产装置，并对半导体制造中的光刻蚀刻等特定豁免用途作出严格限定；对各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逐步淘汰存量使用、限制增量产生。同时，规范抗生素类药品使用管理、强化农药使用管理，从使用端减少抗生素和农药类新污染物的环境输入。这一环节的本质，是以绿色制造和源头替代取代末端补救，实现减污与降碳、绿色发展的协同。
末端治理是全链条监管的风险兜底环节，重点解决已经进入环境或即将进入环境的新污染物问题。其核心思路是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对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开展环境治理，制定相关污染控制技术规范，排放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应采取相应的污染控制措施。同时，强化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集利用和处置，防止污染物的二次释放与转移。
在实施载体上，末端治理通过开展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工程加以落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技术和模式。从“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到“十五五”时期推动实施新污染物治理重大工程，末端治理正从点状试点走向系统集成，与源头筛查、过程管控共同构成完整的治理闭环。
全链条监管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各环节的分别强化，更在于环节之间的有机衔接和闭环运行。源头筛查产出的风险清单，为过程管控提供精准靶向；过程管控落实的禁限措施，减少末端治理的压力；末端治理的监测反馈，又反过来检验和修正前端的筛查评估结果。与此同时，新污染物信息报告和传递机制的建立，使风险信息能够在物质生产、使用、流通的各个主体之间有效传递，支撑全链条的协同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部署强调建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体系。这一“协同治理”的理念，既指不同类别新污染物的协同，也指大气、水、土壤等不同环境介质的协同，还指环保部门与工信、农业、商务、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跨部门协同。多部门的联动机制，是填平新污染物监管缝隙、实现全链条闭环的制度保障。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国际履约驱动最充分、治理制度最成熟的一类新污染物。《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中，编号1至9均为《斯德哥尔摩公约》明确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涵盖了多氯联苯、多溴二苯醚、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PFOS类）、全氟辛酸及其盐类和相关化合物（PFOA类）等代表性物质。这类物质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极强，一旦进入环境便难以降解，会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富集，对人体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等造成潜在危害。
2026年的攻坚任务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尤为重视，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全氟辛酸污染源头管控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氟辛酸（PFOA）作为典型的长链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曾广泛用于不粘涂层、防水纺织品等领域，因其环境持久性和健康风险，已被列入国际管控范围。中国通过禁止新建生产装置、限制豁免用途、推进替代等措施，推动其源头减量；同时对存量污染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防范历史遗留污染的环境风险。
内分泌干扰物是指能够干扰生物体内分泌系统正常功能的外源性物质，因其与人体生殖健康、发育及代谢疾病的潜在关联而受到高度关注。第三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收录的双酚A、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等，即为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广泛用于塑料制品、增塑剂、食品接触材料等领域，环境暴露面广、健康风险关注度高。
针对内分泌干扰物，全链条监管的重点在于产品中有害物质含量控制和绿色替代。一方面，通过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对高风险内分泌干扰物实施限制使用、含量控制和淘汰退出；另一方面，推动相关行业开发绿色环保替代材料，从源头上减少内分泌干扰物的生产与使用。由于内分泌干扰物种类繁多、作用机制复杂，其风险评估和管控仍需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监测能力建设。
抗生素的治理兼具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双重属性。环境中抗生素残留的主要来源包括养殖业用药、医疗废水和制药行业排放等。抗生素进入环境后，一方面可能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生态毒理效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能诱导和筛选耐药菌，加剧细菌耐药性问题，威胁公共卫生安全。
抗生素的全链条治理，重点在过程管控和源头减量。具体包括规范抗生素类药品使用管理，遏制不合理用药；强化养殖环节兽用抗生素的减量替代，推动“减抗”行动；加强制药行业和医院废水的抗生素污染治理，降低环境输入。2026年的协同治理部署，将抗生素纳入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体系，意味着其治理将从单一部门、单一环节，转向生产、使用、排放全过程的综合管控。
微塑料作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新型污染物，其环境归趋和健康影响仍是全球研究热点。微塑料来源广泛，包括塑料制品破碎、合成纺织品洗涤释放、化妆品磨砂颗粒等，已在水体、土壤、大气乃至人体组织中广泛检出。微塑料不仅本身可能产生生态毒理效应，还可能作为载体吸附和转运其他污染物，构成复合环境风险。
微塑料的治理目前仍处于能力建设和源头防控并重的阶段。一方面，加强微塑料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研究，摸清其在各环境介质中的分布、归趋和危害机理，为科学管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从源头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减少塑料进入环境的量。中国积极建设性参与塑料污染国际文书政府间谈判，并将微塑料纳入新污染物协同治理体系，体现了对这一全球性新兴议题的高度重视和主动作为。
精准治理始于精准监测。新污染物监测面临“种类特别多、浓度特别低、成本特别高”三个突出难点：一是种类多，管理名录物质的监测覆盖任务繁重；二是浓度低，部分物质含量低至ppt级，对仪器精度要求极高；三是成本高，监测所需的质谱仪等高端设备多依赖进口，单台动辄二三百万元，样品检测常需浓缩千倍以上，检测周期长、效率仅为常规污染物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
尽管困难重重，我国新污染物监测在“十四五”时期仍实现了从“破题”到“起步”的跨越。生态环境部研究建立的监测方法，目前已能覆盖管理名录物质的70%以上；从2023年起，连续三年组织试点监测并逐年扩大范围，在地表水国控断面、工业园区等探索业务化监测模式。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份初步具备了全氟化合物、酚类化合物等新污染物的监测能力。
“十五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将制定新污染物专项监测方案，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完善标准体系，加快监测方法研发，力争到2030年覆盖管理名录物质的90%以上，加快推进多种全氟化合物、氯化石蜡等标准制修订，强化标准供给。二是开展协同监测，依托地表水、地下水、近岸海域监测网络开展业务化协同监测，对风险点位加密跟踪、精准溯源，并组织地方对饮用水源地开展摸底监测，守好饮水安全底线。三是提升监测能力，加快推进新污染物前处理“黑灯实验室”建设，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使效率提升5倍以上；大力推进国产化设备应用，构建国家和流域监测实验室体系，推动各省建成一个特色综合实验室。
在监测网络层面，“十五五”期间将实施新污染物、温室气体、生物多样性等五大网络提升工程，在巩固现有3.3万个国家网点位的基础上扩容至5万余个点位，为新污染物监测提供更广泛的空间覆盖。这些部署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新污染物“看得见、测得准、找得到”，为全链条监管提供坚实的数据底座。
标准和技术的支撑作用贯穿全链条监管始终。在标准体系方面，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再到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构成层层递进的标准制度体系，为源头筛查、过程管控、末端治理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执法标尺。在技术支撑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加速融入监测领域，监测大模型、业务智能体的开发部署，以及“遥感+AI”等手段的运用，显著提升了新污染物风险识别和溯源能力，使监管从“事后惩处”走向“事前预防”。
传统环保治理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污染物为主要对象，以总量控制、浓度达标、排放标准为核心抓手。这套体系在改善我国环境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内在局限也日益显现：一是对象覆盖窄，大量具有环境风险的化学物质长期游离于监管名录之外；二是介质管理分治，大气、水、土壤等分介质监管，难以应对新污染物跨介质迁移的特性；三是末端治理为主，偏重排放口管控，对源头产生和过程使用环节的约束相对不足。这些局限共同构成了新污染物领域事实上的“监管空白”。
“源头筛查、过程管控、末端治理”全链条监管体系，正是针对上述局限而进行的制度补强。它通过源头筛查，把监管触角从事后延伸到事前，填补了“风险识别”的空白；通过过程管控，把监管对象从末端排放口拓展到生产使用全流程，填补了“过程减量”的空白；通过多介质协同治理，打破了单一介质分治的壁垒，填补了“跨介质管控”的空白。三者共同作用，使新污染物的风险管控从“发现一处、治理一处”的被动应对，转变为“全流程、全介质、全生命周期”的系统防控。
全链条监管的价值还体现在制度创新层面。新污染物信息报告和传递机制的建立，使化学品环境风险信息能够在各环节主体间顺畅流转；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整合了环保、工信、农业、商务、海关、市场监管等各方力量；环境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完善，则使监管具备了对潜在风险的提前感知和主动干预能力。这些制度安排共同织密了监管网络，是新污染物治理区别于传统环保治理、实现从“有没有”向“管得好”跃升的关键所在。
新污染物治理的全面推进，为监测检测产业带来直接而确定的增长机遇。实验室精密分析方面，对非靶向筛查、超痕量检测、复合污染物同步分析的能力需求激增，带动高端质谱、色谱等仪器设备及第三方检测服务市场扩容；现场快速检测与在线监测方面，随着业务化监测网络的铺开和监管要求的强化，相关设备与运维服务需求持续释放。据第三方行业研究机构估算，2026年我国有机污染监测器市场规模预计约54.6亿元，同比增长约12.4%；污染物测试服务市场规模预计约155.9亿元，同比增长约12.5%；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检测设备及耗材市场亦呈现较快增长。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来自行业机构预测，属于估算口径，实际市场规模仍待市场验证。
在国产替代层面，当前新污染物监测设备多依赖进口，价格高昂，这既是制约监测能力提升的瓶颈，也蕴含着国产高端分析仪器自主可控的发展空间。随着“十五五”监测能力建设的推进，国产化设备应用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会。
末端治理环节的试点工程和重大工程，将催生污染治理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的市场需求。对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多介质协同治理、污染隐患排查整治等任务，都需要相应的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能力支撑。与此同时，源头替代的推进为绿色环保材料产业提供了广阔前景——被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等物质的替代品研发、生产和应用，将带动绿色化学品、环保新材料等细分产业的发展。
新污染物治理重大工程的实施，离不开资金保障和金融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强化生态环境资金保障，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美丽中国建设项目联合推介机制，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等创新工具也在加速落地。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推动实施省级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243个，总投资5068亿元，获得授信额度1116亿元。随着新污染物治理被纳入“十五五”重大工程部署，相关领域有望获得中央生态环境资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多元融资渠道的支持，为环保企业和技术研发机构提供投融资机遇。
尽管新污染物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攻坚爬坡阶段，面临多重挑战。一是风险底数尚不清晰。我国化学物质名录收录数万种物质，真正完成风险评估、纳入管控的仍是少数，大量物质的毒性、环境行为与健康风险有待系统筛查评估。二是监测能力整体不足。新污染物监测对设备、技术和人才要求极高，高端仪器依赖进口、地区能力不均，监测覆盖和业务化水平与治理需求还有差距。三是治理成本高企。从监测检测到治理工程，从替代研发到产业转型，都需要大量投入，企业和地方的资金压力不容忽视。四是标准体系有待完善。部分新污染物的监测方法和管控标准仍不健全，制约监管的可操作性和执法刚性。五是跨部门协同仍需深化。新污染物来源广泛、涉及多领域多环节，跨部门、跨介质、跨区域的协同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
第一，夯实风险底数。持续扩大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覆盖，加快高关注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估，动态完善国家新污染物环境管理清单和重点管控清单，为精准管控提供坚实基础。第二，强化监测支撑。加快监测方法标准制修订，推进新污染物监测能力建设和国产化设备应用，构建覆盖全介质、全区域的业务化监测网络，提升“看得见、测得准”的能力。第三，推动源头替代。以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为抓手，支持高风险物质的替代品研发与产业化，从源头减少新污染物产生，实现减污降碳与绿色发展的协同。第四，完善市场机制。健全绿色金融支持新污染物治理的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监测检测、治理工程和替代产业，形成多元投入格局。第五，深化协同治理。完善跨部门、跨介质、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加强信息报告与传递，推动新污染物治理融入区域协调和流域治理大局，凝聚治理合力。
本报告认为，2026年生态环境部将新污染物治理列为污染防治攻坚核心任务，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向纵深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我国污染防治攻坚已从以常规污染物为主的“第一战场”，延伸到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等为代表的高危新物质的“第二战场”，治理范式从“末端应对”转向“源头防控”，监管逻辑从“分介质分治”走向“全链条闭环”。
展望“十五五”，随着《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落地实施和全链条监管体系的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将进入全面强化的关键期。风险底数将更加清晰，监测网络将更加完善，管控措施将更加精准，协同机制将更加健全。对于政府而言，重在完善制度、强化能力、落实责任；对于企业而言，重在顺应监管趋势、加快绿色转型、把握市场机遇；对于研究机构和产业主体而言，新污染物监测检测、治理工程、绿色替代等领域蕴含广阔空间。新污染物治理不仅是一场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役，更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动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与生态安全的长远工程。唯有凝聚各方合力，方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新污染物治理的坚固防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本报告所引主要政策文件与公开资料如下：
1. 国务院办公厅《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办发〔2022〕15号），2022年5月印发。
2.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2022年12月公布、2023年3月1日施行。
3.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三批）》答记者问，2026年1月。
4. 国务院《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2026年6月印发（相关部署含“深化新污染物治理”专节）。
5.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2026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2026年1月14日。
6.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部长黄润秋署名文章《擘画“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新蓝图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瞭望》2026年8月。
7. 生态环境部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介绍新污染物监测情况），2026年4月27日。
8. 生态环境部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评估进展），2025年11月。
9. 第三方行业研究机构公开报告（含PFAS检测设备、有机污染监测器、污染物测试服务市场预测，属估算口径，供参考）。
一、本报告由泷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泷澹工业研究院、泷澹环保产业网研究部编制，报告中的观点、分析和判断仅代表编制机构的研究看法，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政策建议或法律意见。
二、本报告所引用的政策文件、公开数据及第三方行业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公开可查的权威渠道，编制机构已尽合理努力核实，但不对其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作出保证。报告中标注为“估算”“预计”的产业市场数据，来自第三方机构预测，仅供参考，读者在使用时应结合最新公开信息独立判断。
三、本报告基于截至2026年10月的公开资料编制，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要求可能发生调整。因使用本报告内容而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编制机构不承担法律责任。
四、本报告仅供学习研究与内部参考之用，未经编制机构书面许可，不得用于商业宣传、对外发布或作为任何交易决策的依据。
